延安抢救运动时期著名人物张克勤(即樊大畏)简历及张克勤冤案简要
延安抢救运动时期著名人物张克勤(即樊大畏)简历及张克勤冤案简要
一、张克勤简历
张克勤(即樊大畏，陕西省三原县人)照片
张克勤，原名樊大畏(1922—1989），笔名克勤、张克勤、胡风、朱陵，陕西省三原县人。
1936年10月，大约14岁在西安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2月，大约15岁入延安中国工农红军大学（后改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爆发后的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大毕业后，来到兰州由1937年8月到1939年6月(大约17岁）前张克勤(樊大畏）就在兰州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当时张克勤(即樊大畏）以兰州中学学生身份与罗扬实、刘南生、蔺克义一同领导兰州学生运动，担任学生委员会委员。
罗扬实(又名罗沔，陕西省安康县人）照片
蔺克义(陕西省华县人）照片
不久，其活动引起当局不满，被校方勒令长期休息。后与罗扬实等改组甘肃青年抗战团，任宣传部长。后离开“青抗团”加入血花剧团，任设计部长。
邢华照片
原烨邢华夫妇照片
与中共党员邢华、马兆南等在“血花剧团”建立了中共党支部，担任歌咏指挥和戏剧导演。
其父亲樊执一开办的兰州“华美照相馆”就是当年张克勤(樊大畏）与他的战友们从事地下工作一个地下交通联络站。
父亲樊执一是早期陕西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曾在西安以郎中(中医大夫）从事地下工作，后在兰州开了一间叫“华美照相馆”作为掩护身份，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其照相馆一度就成为了甘肃工委的地下交通站。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开始反共(注: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年6月大约17岁因被敌人怀疑，形势所迫，由兰州华美照相馆家中离开兰州，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入社会部下属的西北公学进行学习深造，在中央组织部训练班、陕北公学、中央党校、中央社会部、枣园西北公学学习和工作。
由于1939年6月大约17岁张克勤到延安後，国民党特务(1940年6月）抓了他的父亲樊执一和妻子朱芳兰，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後据传有叛节行为。
1943年1月，大约21岁“抢救运动”中，遭拘押。
1945年11月，大约23岁被安排到黑龙江省社会部、公安厅工作。
1948年，大约26岁任哈尔滨市公安局秘书科副科长。
1949年11月，大约27岁奉调来到甘肃，先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秘书，甘肃省计划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甘肃日报社副主编兼办公室主任。
1979年4月，大约57岁担任西北师范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
1981年11月，大约59岁担任甘肃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
1983年起，大约61岁先后任甘肃省政协副秘书长、省政协常委。期间，创办了省政协机关报《民主协商报》。
张克勤1989年去世，享年大约68岁。
张克勤即樊大畏去世讣告图片
二、张克勤冤案简要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开始反共。张克勤因被敌人怀疑，形势所迫于1939年6月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后作为情报侦察干部的候选人员被调入西北公学接受训练。到延安后，国民党特务(1940年6月）抓了他的父亲樊执一和妻子朱芳兰，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后据传有叛节行为。
1942年10月的一天，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看到一份材料后断定，张克勤是特务。在关押中,年仅19岁的张克勤受到逼供,他招出了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之类的虚假口供。
康生得到“特务”张克勤后，让张克勤骑着高头大马,佩上红花,到各机关学校作讲演,介绍他的“特务”经历和反悔过程。
1943年7月15目，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会后，延安出现了“抢救”高潮，兴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后被中共中央及时叫停。
《抢救失足者》书籍图片
1945年甄别时期，康生拒绝为张克勤做结论。
《陈龙传》书籍及陈龙像图片
1950年4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组织上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张克勤的党籍得到了恢复。
具体过程是:因其父亲樊执一在兰州被敌人逮捕自首,本人对领导提意见偏激,加上一名与他同来延安的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人检举他是特务,所以被康生下令看管起来。在关押中,年仅19岁的张克勤受到逼供,在经过六天六夜的“车轮战”的肉体折磨和“假枪毙”的威胁,以及“坦白了可以保留党籍”的诱逼后,他招出了甘肃地下党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红旗党”,是国民党“红旗政策”的产物之类的虚假口供，他在1979年写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红旗党”、“国民党的红旗政策”这一类词,全部是审讯他的人的提示。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胡乱编造了一通“特务”组织的成员,其中包括当初与他同来延安并揭发他是“特务”的人。
对此,康生如获至宝,让张克勤骑着高头大马,佩上红花,到各机关学校作讲演,介绍他的“特务”经历和反悔过程。康生到处宣扬“红旗政策”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内奸政策的新策略,从而得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不可靠,必须重新估计的错误结论。并随即开展了大规模的追查,把来自甘肃、河南、湖北等地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中他认为可疑的人,捕押起来,审问逼供。
师哲在其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记载:1943年4月1日晚,康生召集边区保安机关的负责人开会布置,提出拘捕名单。
师哲照片
当时担任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的师哲问康生:要抓的人有没有材料,没有确切材料,怎么审问?康生回答说:有材料还要你们审问干什么?这一夜之间就抓了260多人。4月9日和12日,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分别召开了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机关的干部大会,参加会议人数达万人之多,规模浩大。已经悔过自新的“特务”张克勤在会上作了坦白交待的典型报告。
1943年，在抢救高潮时，康生还以张克勤为例，自夸已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服务。
1945年甄别时期，康生还不放过他，拒绝为张克勤做结论，康生要将张克勤作为证明抢救正确性的“成果”继续保持下去。
1945年11月，张克勤随社会部部分干部向东北转移，经历了严峻考验，曾一度被安排在北安市公安局担任股长，但其“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1949年11月，又是在陈龙的关照下，张克勤随陈龙从哈尔滨去北京，经中组部介绍去西北局澄清其历史问题。
陈龙与夫人照片
1950年4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组织上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张克勤的党籍得到了恢复，此时恰是康生在政治上失意的阶段。
1986年，时任甘肃省政协常委的张克勤即樊大畏感伤地回忆道:
“今年是我参加革命五十周年，五十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
“1943年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
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年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五年半监狱”。
张克勤以后虽曾官至《甘肃日报》副总编辑、《民主协商报》总编、甘肃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但在各种运动中均被波及，张克勤即樊大畏曾与朋友聊天开玩笑说自己是一位“老运动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