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冯玉祥秘书的女儿驾车硬闯天安门广场， 造成24人伤亡
1982年，冯玉祥秘书的女儿驾车硬闯天安门广场， 造成24人伤亡
现场被撞毁的轿车
1982年1月10日11时，一辆带有出租车标志的波兰产“华沙”牌轿车不顾交警拦截疯狂闯入天安门广场。沿广场西侧冲向金水桥，留下一条百米长的血路，致使5人死亡、19人受伤。
一些不怀好意的外国媒体借题发挥臆断炒作，而事件的真相并没有他们猜测的那样复杂。这起事件的原因仅仅是一次因7.4元津贴扣款引起的泄愤。
1981年12月，北京出租汽车公司动物园车队女司机姚锦云只完成15次调度任务，距公司规定的52次差距甚大。
1月6日下午，车队队长靳景义在职工大会上对此进行通报，决定：扣除12月份姚锦云出车津贴7.4元。
姚锦云对这个处理结果非常不满，她的委屈在于：“今年1月份才出的新规定，为什么要反过头扣上月的？你们是存心整我，欺负我！”
1月8日早上，车队队长靳景义、副队长孙堂两个人一起找她谈话，姚锦云正在气头上态度抵触，靳、孙二人当即决定暂不让她出车。
她在事后的口供中透露：“为了急于挽回损失，争取下月不被扣工资，当时得知领导不让出车时很生气。”
1月8日下午，车队宣布姚锦云正式停班，此后的领导谈话仍未能化解矛盾。
10日，姚锦云来到车队要求出车，值班副队长孙堂对她说：“等队长回来再谈，你带着思想情绪开车影响安全。” 姚锦云急了，她双手揪住孙堂的衣服前襟不依不饶，被旁人拉开。
10点多，一名司机驾驶华沙牌轿车回队，把车钥匙放在办公室桌子上，姚锦云趁人不备抄起钥匙就把车开走了。
据姚锦云被捕后交代，她原本想到公司告状，又想到当日是星期天不上班后，“没地方说理去，干脆不活了，到天安门广场金水桥撞桥自杀算了！撞不死，掉到金水河里也会淹死，而且可以制造影响，让领导重视我的问题，追究车队领导责任，我死了他们也好受不了！”
行至天安门时，姚锦云不顾交警的阻拦，驱车闯入天安门广场。然后开足马力，故意从纪念碑西侧朝广场旗杆西侧和金水桥前密集的人群猛冲，致5人死亡，19人受伤（11人重伤），金水桥正桥西侧汉白玉栏杆被撞坏，汽车被撞毁，造成了特大死伤的严重事件，姚锦云被当场抓获。
惨案现场
1月3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当庭宣告判决：姚锦云犯以驾车撞人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伤、死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2年2月19日，姚锦云被执行死刑，离她24岁生日只差3天。
这起7.4元引发24人死伤的恶性案件，在当时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是我国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一案。
事后，人们在对这起悲剧事件进行反思的时候，大多停留在姚锦云家庭背景和性格层面，姚锦云父亲曾是冯玉祥的秘书，后到北京铁路第二中学教书，母亲是西直门第一小学的数学教师。姚锦云的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父母都是二婚，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出生时父亲已经61岁。因此有人说她再婚家庭出身、性格孤僻做事极端冲动、脾气暴躁等等。
（姚锦云）
不可否认，这些也是悲剧酿成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姚锦云内心深处的另一种感受却被人忽略，那就是压抑已久的“恨”。
据姚锦云好友沈睿回忆，分到车队后，姚锦云经常向她唉声叹气地倾诉：“我们汽车队的队长特他妈孙子，他动不动就把他的臭手放我身上，恶心得要命。前两天我们到民族文化宫拉客人，在饭店里等客人吃饭的时候，我们是司机坐在一桌。他又把手放到我腿中间乱摸，气得我差点没把他椅子给蹬了。当着那么多的人，我不好发作，他好几次对我动手动脚了，我哪天真得跟丫翻脸。骂丫一顿，他就老实了。”
沈睿建议：“告他去。” 姚锦云：“得了吧，上哪去告？找谁告？这种事，谁管？”
从沈睿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姚锦云曾不止一次遭受车队领导咸猪手的骚扰，对于这种“丑事”她有理说不出、有气不能撒、暗气暗憋，只能跟自己的闺蜜诉诉苦。
因此，当姚锦云被扣工资的时候，她自然而然地认为是领导因为没有实现目的，恼羞成怒打击报复，从而达到逼其妥协就范的卑鄙目的。 前有性骚扰之仇后有遭整治之恨，屈辱怨恨叠加，但又不能张扬，暴怒之下催生了姚锦云的极端行为。
80年代的中国，没有“性骚扰”这个词。在法律层面只有流氓罪，没有“性骚扰罪”（2005年5月21日，国家才明确5种形式构成性骚扰罪）社会上也没有心理健康咨询，法律援助等机构。
这种咸猪手占便宜的行为显然达不到流氓罪的标准，当时妇女受到性骚扰的欺负后，即便向有关部门举报，因为无法可依解决不了问题，很大程度上还会被指指点点，背后被人议论“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大多采用忍气吞声，丑不外扬的消极做法，自认倒霉不了了之。
如果当时法制健全，姚锦云完全可以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个24人死伤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姚锦云固然罪不可恕死有余辜，但从另一个层面讲，这也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